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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透过当代文化的“门孔”

2017年12月14日作者:陈华文来源:中国环境报

 

  

    书名:《门孔》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陈华文

  余秋雨出版过多种文化散文集,但是专门出版怀人忆事的散文集,《门孔》还是第一本。我读此书的每一页,心一直悬而又悬。

  今年已经69岁的余秋雨,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为年轻的校长。辞去领导职务后,他云游四方,创作了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无形之中成为一种文坛风景。《门孔》一书文字的背后是他对历史与个人命运发出的感慨,写作本书中的每一篇回忆性文章时,他时常搁笔哽咽。

  《门孔》算是《中国文脉》在现代的延续。这种延续,比古代文脉更具有强烈的情感效应。书中,他记录了与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陆谷孙、张可、王元化、白先勇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故事。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使我的阅读只能慢下来。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门孔”,源自余秋雨几年前写的同名散文《门孔》。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讲述了著名导演谢晋(1923—2008)的家事,也对他的电影艺术特色、成就进行了评述。这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揪心,也格外令人动容。

  谢晋是极具才气的导演,执导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谢晋的电影成就斐然,然而他的家庭实在悲苦:4个子女,除了二子谢衍外,均有严重的智障。

  谢晋白天在外忙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还要照顾3个智障的子女。当3个子女早于他离开人间时,这对于任何一个父亲而言,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当谢晋最后也离世时,智障的四子依然通过家中的门孔,盼望父亲回家。文章结尾的描述让我几度落泪:“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还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在《巴金百年》这篇文章中,余秋雨一方面忆述了自己与巴金(1904—2005)及其家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对巴金其人其文给予至高的褒奖。巴金凭着小说《家》《春》《秋》,二十多岁就登上中国文坛。解放后,巴金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文革”后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出版的《随想录》,再次震撼文坛,被誉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同时,巴金也是现当代作家中的寿星,余秋雨写道:“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

  余秋雨和巴金同在上海,但是见面并不频繁。余秋雨和巴金之女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在17岁上大学时,他曾拜见过巴金。当时巴金已经59岁,见到女儿的大学同学来访,自然十分热情。而第二次去见巴金时,是巴金和妻子萧珊历经“文革”的磨难后,萧珊也因病去世。余秋雨写道,巴金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入更深入的寂寞。余秋雨对巴金最佩服的是: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追求真理,敢于讲真话,假话全不说。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其实我们环顾四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收录在《门孔》一书中距离现在最近的文章《书架上的他》,文末落款为2016年12月30日。文中,记录了余秋雨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1940—2016)的交往之情。他们祖籍同为浙江余姚,也同在上海文化界工作,君子之交几十年。陆谷孙生前为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翻译和词典编写工作,其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有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文章名用《书架上的他》,可谓传神至极。编写词典,在今天很多学者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然而陆谷孙却愿意坐冷板凳,在词典编辑领域常年精耕细作。换个角度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能顺畅地交流对话,首要的也是语言问题。语言之间没有障碍,各种对话才有可能。余秋雨在书中之所以要写陆谷孙教授,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作为散文集的《门孔》,语言精练优美,对人物的描述逼真而传神。他对文字、语言的拿捏,极为讲究,也颇为严肃。正如书名所言,余秋雨就是要通过当代文化的“门孔”,发现一个气象万千的中国。


编辑: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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