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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潘多拉盒子”的守护神

2017年09月13日作者:来源:中国环境报

 

 

 

  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的技术人员

  郑文彤(右)和郭伟华从高压电离室导出数据。

  ◆本报记者吴殿峰

  在很多谈“辐”色变的人眼中,辐射源监管员似乎是一个孤独而又独特的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与公众接触甚少,“连黑龙江省环保厅的同事也互相不认识”。

  他们像公众的守护神,盯住“潘多拉的盒子”,守卫环境安全和居民健康。

  这些辐射源监管员,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免疫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近日,记者走进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带你了解辐射源监管员的酸甜苦辣。

  ▲敢担当▼

  每一个辐射源都有

  专属“户口”

  据了解,目前黑龙江省共有3000余枚放射源,均在省环境辐射监督站的监管范围之内。“国家对放射源实施许可和备案登记制度,环保部门会对每一个放射源从生产到废弃处置的全过程实施统一监管。”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站长张彦涛说,全省的每一个放射源都有一个编码,类似于“户口”,它的生产、出售、使用、转让、存储和销毁等,这些“生老病死”的过程都有严格的记录和监测。

  “辐射源监管员就是对这些辐射源进行监管。据粗略统计,我省辐射源监管员只有百余人。”张彦涛告诉记者,每年省辐射环境监督站都会派人到放射源应用企业进行两次以上的检查。以普通居民接触较多的放射性医疗设备为例,如果医院需要购买放射性医疗设备,需要通过辐射工作场所的环境影响评价,并进行人员培训,环保部门才会对其发放辐射安全许可证。

  2005年,哈尔滨市曾发生过“铱—192”丢失事件。当年夏天,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市民在垃圾堆中拣回一堆废金属,未曾想,在这一堆废金属中,有一个时刻威胁人生命的放射源。54岁的辐射监管员郭伟华,当年参加了“7·13”辐射处置任务。

  今年3月上旬,60岁的刘晓白刚从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退休。据刘晓白回忆,由于“7·13”辐射处置任务紧急,郭伟华和时任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副站长的张敏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现场,并在一楼白某家找到了放射源——一个烟头大小的金属棒。“执行完任务后进行身体检查,两人体内的白细胞都下降了。”

  在刘晓白眼里,毕业于兰州大学核物理专业的郭伟华,俨然是个英雄。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都能化险为夷。刘晓白回忆说,十几年前,他和郭伟华一起拉运15枚放射源。由于当时的防护条件有限,有些贮存放射源的铅罐关不上,导致辐射泄漏严重。驾驶室内的辐射超标几十倍,检测仪器伽马枪响得厉害。要知道,一旦辐射对环境和公众造成危害,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果不堪设想。

  情急之下,郭伟华果断决定,找沙袋盖住辐射源。“我们跑到几公里外的小商店,买了20多个编织袋,用装满沙子的编织袋盖住放射源后,驾驶室和车辆周边的辐射都达标了。”

  ▲能吃苦▼

  练就一身“能上能下”

  的本领

  辐射源监管员是一项对体能和技术要求极高的行业。为了采集最精准的数据,身材瘦弱的郑文彤练就了一身“能上能下”的本领。无论是50米高的室外化学反应罐,还是滴水成冰的深山,她都不在话下。

  郑文彤说,一次她和同事去齐齐哈尔出差,监测化学反应罐。在现场,恐高的郑文彤傻眼了:反应罐在室外,有50多米高,爬上去要踩铁制的台阶。爬到罐顶,同事发现郑文彤脸色发白,“腿软得无法动弹”。

  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是可以克服的,那么初为人母与女儿分离的场景,则让郑文彤揪心不已。

  郑文彤第一次参加朝核应急是2006年10月。当时她的女儿刚上小学,恰逢爱人出差。“妈妈,你别离开我,我要妈妈陪。”女儿哭着,拽着郑文彤的衣角不放。为了工作,郑文彤含着眼泪把女儿托付给亲属,立即赶赴边境东宁现场进行监测。

  2013年2月,大年初三,朝鲜进行第3次核试验。傍晚,正在和家人团聚的郑文彤接到集合电话后,匆匆带上洗漱用品,来到东宁老黑山。当时室外最低温达零下35℃,采样时不能戴保暖手套,郑文彤冻得手脚发麻;居住的小宾馆没有水,室内也要穿羽绒服,半夜起来还要进行数据的采集并报送。

  对于郑文彤“说走就走”的出差,她的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入行至今,她参加了5次朝核应急和日本核泄漏的应急工作。

  ▲肯牺牲▼

  不惧风险执着坚守

  据了解,辐射防护有三要素,时间越短越好、距离越远越好、屏蔽遮盖物越多越好。水、钢筋混凝土和铅罐,是比较有效的屏蔽体。而长时间接触辐射源,会对人体甲状腺、乳腺、泪腺等造成损伤,容易使眼睛干涩、玻璃体混浊,免疫力降低、易感冒。

  1994年夏天,是郑文彤入职后的第二年,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要对哈尔滨市内的一处镭226车间进行放射性废物治理。郑文彤在外围现场负责监测数据记录和放射性废物的装袋。

  虽是科班出身,但刚来到工作岗位上开展实战的郑文彤,仍无法直面内心的恐惧。现场氡气内含有α放射源,造成内照射,对人身体伤害极大。因为害怕,郑文彤在核心现场接触高剂量的照射后,拔腿就往外跑。连续20多天的现场监测,晚上回家,她还经常哭鼻子。

  “时间久了,在工作中耳濡目染,年长的同事们身体力行,他们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我。”郑文彤说。

  入行20年的刘晓白,一直负责放射性废源和废物的管理、收贮工作。他和同事赵海生、沈学峰3人,平均每年拉运放射源100枚,年平均行程达到2万~3万公里。早年间,关停并转的企业“找不到主”,拆卸放射源的任务就落到刘晓白身上。每次拆卸放射源需要20多分钟,意味着刘晓白要在同时段遭受大剂量照射。

  他告诉记者,一般防护用具寿命不到5年,可挡住50%的射线。由于长时间与辐射源接触,2005年前后,刘晓白被测出白细胞比正常标准低400,医生建议他立即脱岗半年以上。

  如今刘晓白退休在家,一直担心他健康的家人,也为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谈起自己的职业,刘晓白笑着说,“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应该遭这个罪。”


编辑: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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