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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环境风险如何降低?

2018年07月31日作者:来源:中国环境报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开展项目投资和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这是引导“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推进全球实现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针对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投资环境风险管控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采访。

  对话人:亚洲开发银行合规监管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局局长唐丁丁

  唐丁丁,亚洲开发银行合规监管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局局长。曾任原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黎工业办公室环境专家。先后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给排水专业学士学位、菲律宾亚太大学工商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在环境保护领域,尤其是环境评价管理以及环保国际合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采访人:本报记者郭婷

  境外投资是否存在环境风险?

  ■所面临的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金融风险,更延伸到了环境和社会风险

  中国环境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很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项目投资和建设。据您了解,这些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是否存在环境风险?

  唐丁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投资时所面临的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金融风险,而是延伸到了环境和社会风险。

  最典型的例子是缅甸的密松水电站事件。2011年9月,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宣布搁置中缅合作的密松水电站项目,理由就是此项目可能造成潜在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利影响以及当地人民的生计,即所谓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据项目投资方中电投负责人透露,中方已为此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项目搁置,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将远不止直接投资和财务费用,还将面临有关合同方巨额的违约索赔。

  这一事件深刻地警示我们,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并进行境外项目投资和建设时,对境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管控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

  以前,一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和民众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管控及自我保护意识还不是很强。但是,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不断深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贫穷落后的社区、民众和非政府组织(NGO)的环境与维权意识普遍提高,尤其是维护自身在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然而,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如何应对境外投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认识和准备还不到位,这导致一些对外投资项目因环境与社会风险问题而受挫或夭折,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也损害了国家的声誉与形象。

  中国环境报:境外合作伙伴能否有效解决项目投资环境风险问题?

  唐丁丁:鉴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境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和实践还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为此,很多中资项目过分依赖其境外合作伙伴,期望合作伙伴协助解决较为敏感和陌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问题。

  但很多实例证明,中资企业透过境外合作伙伴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控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但其实际效果远不如人意。比如,合作伙伴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或良好国际实践对拆迁移民进行补偿,是否在当地建设了必要的环境治理设施和生计恢复机制等。所以,中国企业能否有效地参与、督促和检查这些环境修复与社会援助活动的实施情况,还需要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中国环境报: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境外投资环境风险管控能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唐丁丁:当前,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控与合规监管体系,包括建立内部的相关政策、指引、指南,配备相关的专业人员,或通过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建立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自身环境和社会风险管控以及合规问责监管能力等。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建设还远没有到位,其相关能力还不能够满足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活动的需要。因此,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特别是金融机构在帮助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法有效地协助或推动企业很好地管控这些潜在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做到守法合规。

  应该说,在境外投资与在国内投资完全不一样,中资企业包括金融机构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要求、不同的国家文化、不同的国家生活习惯,所以,中国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时候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不了解,一些中资企业简单地以在国内的实践感受去做境外投资项目,或者完全依赖境外合作伙伴的介绍和指导去做投资,这就很可能在整个管控体系的认识与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通俗而言,中国境外投资项目出现的问题与挫折多是由于缺乏对投资目的地国在环境政策和执法方面的了解,还有主观意识上的轻视。很多案例带来的启示是,中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与当地的社区、政府、居民等利益相关方沟通时,普遍存在沟通不充分、不清晰、不到位的情况。应该说,不是中国的投资机构不想去沟通,而是在走出国门后,由于语言、文化和认知等方面的问题,在沟通上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在沟通效果上往往不尽如人意,这说明我国缺少能够用国际语言去进行交流沟通的国际化人才。

  如何化解境外项目投资环境风险?

  ■尽早建立起金融机构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中国环境报:为化解境外项目投资环境风险,您有哪些建议?

  唐丁丁:当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度比较高,而对环境和社会效益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这就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对企业实施融资支持时,发挥绿色供应链龙头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不论哪家企业向金融机构提出融资要求,都应该满足金融机构所规定的相关绿色环保要求与承诺,从而推动相关投资机构重视其境外投资活动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控,达到基本的环境标准与要求,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化。为此,要建立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与机制。

  我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将绿色供应链理念纳入金融机构的境外投资具体实践中,从而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协同发展。当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重视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尤其是良好国际实践,尽早建立起自身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确保其受贷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在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可管、可控,对当地的环境和人民群众是包容和环境友好的。

  在此基础上,还要培养和使用一批懂得国际规则并熟练掌握国际化语言的国际化人才。除此之外,当前最佳的途径是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选择优质的咨询合作伙伴,通过合作伙伴学习借鉴最佳国际实践,以最快捷的方式弥补自身的短板,并在合作实践中培养锻炼自己的人才队伍。总之,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施境外投资时,需要尽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能用国际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国际化人才。

  中国环境报:目前,国际上有哪些成功的金融机构境外环境与社会风险合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

  唐丁丁:目前,在这方面拥有先进经验和良好国际实践的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当然也包括新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此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教训,而且已经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国际实践。

  例如,世界银行合规监察委员会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控方面创立的首家合规监管问责机制。它成立于1993年,并直接对银行董事会负责,为那些在环境与社会影响方面受到或可能受到由世界银行资助项目伤害的人而设立的独立投诉与问责机制。任何受投资项目影响的社区或自然人均可向监察委员会提交投诉。通过这个过程,监察委员会将评估世界银行业务部门和工作人员是否严格遵守了旨在保护人类和环境的内部政策和程序,如发现存在缺失,不但需要银行业务部门及时予以修补,还将对相关部门予以追责,并根据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内部政策与工作程序,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中国环境报:“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生态环境复杂脆弱,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

  唐丁丁:“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需要外部的经济支持和帮助,同时在各方面的能力建设上也需要支持和帮助。我认为,中国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周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将这项工作与其投资活动并进,帮助这些国家在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效益和绿色发展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如果这些能力建设不能先行就位,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状况,从而影响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合作的有效性。

  此外,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标准、法规、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也都存在较大缺失。“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睦邻、安邻、富邻的开放政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这些方面的能力,传授中国的经验与教训,确保这些境外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仅能够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且也能够有效保护当地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在环境领域已经拥有多支专业的国际合作队伍,可以在助力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并将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良好实践传播出去,为实现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编辑:李莹